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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思维的一般顺序,开始讨论“传统”之前,先要给“传统”下一个定义。但那是西式思维传统,中式传统是不喜欢下定义,而偏爱打比方。


打个比方,家庭成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人们会等待最年长者先动筷子,这就是传统。

简单地说,传统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与之相吻合,那么在实行的过程中就会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友好,以及自己内心的安宁。

它一般不再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解决。它已经在社会中内化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负责赋予存在以价值。也正因为它是一种关于价值的秩序,是一种无形的权威,所以在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就必须面对各种挑战。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不管何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好与不好,最直观的标准就是身在其中的人过得好不好。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挑剔或颂扬,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认为改变或者维持某个传统,能让当下的人过得更好。

实用,就是传统时冷时热的逻辑。

从改变生活理想开始

设想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典型情境:中国西部农村某个村子里,30多岁的男人“张三”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到珠三角的工厂里去打工。当他的思想倾向于去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喊:父母在,不远游。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又在引诱:你可以挣到比务农多好几倍的钱。

“张三”所面对的,就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在细部上的表现。

社会的发展要求,不可能给“张三”们太长的时间去犹豫。那些正在搭建起来的工厂、安装完毕的机器,迫切需要一大批自由劳动力去提供动力。而中国的劳动力都被以农民身份束缚在土地上,大致上仍然重复着一代又一代没有太大变动的生活,残存的家庭传统,还在维系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的稳定。

“贫而乐道”,自从2000多年前孔子在和学生的谈话中提出来之后,就被继承了下来,逐渐被发展成一个“宿命论”传统。尽管它原意并不与求取富贵相冲突—孔子还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它毕竟还是给了物质贫乏的状况以心理上的退路。

现代化的内核是理性化,就像工厂组织一样,各个领域都试图以一种标准化的、逻辑上一以贯之的系统设计,来高效率地直抵目标。

这样的社会,必须以欲望为动力。它必须阻止“张三”们作出一个与现代化需要相抵触的决定:“此去收入多了一点,但要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家不成家,无法堂前尽孝,不能膝下承欢,还是算了吧。”它还要解除社会对财富的歧视,让那些具有企业家潜能的人,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到社会前台,去组织涌流的生产要素,去勇敢地赚钱。

于是,社会的价值风向开始转变,“致富光荣”被广泛主张,被迅速接受,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工业化让家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完整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宗族以及乡村共同体,至此被彻底瓦解。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范式,也自然消退,以宗族为单位开展的活动开始大幅减少。在南方地区,宗族性活动的场所—祠堂,从闲置、荒废到破败、倒塌。

与这个传统生活形态的式微进程相伴的,是“春运”成了独特的社会景观。人们无法挽留传统,但依恋之情仍在,只能以集中的点状爆发的形式加以自偿。

放弃与坚持

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糟粕”内容,比如缠足、配阴婚、极端扭曲的“节烈观”等,剩下的那些价值中性的传统,都是在和现实的较量中逐步败下阵来的。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放弃某种传统,大多基于两种考量。

一种是对既成事实进行合法性确认的需要。比如中国传统是反对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的,但当婚前同居和婚前性行为在社会重组过程中已经大面积出现,过去的伦理机制又已丧失干预能力的时候,聪明的办法就是放弃这种伦理机制。放弃之后人们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种是为将来可预见的事实解除观念束缚的需要。比如现代经济组织方式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经济人,通过各自“自私”的行为达致共同获益的局面,就要让人们不耻于言利,千方百计地去牟利,那么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就必须破除。

所以,那些哀叹传统衰微的人们应该注意到,大部分传统被遗弃,是因为它本就再也起不到约束现实的功能,初衷上其实是为了让人能够在心理上放过自己。

后来的发展当然难免极端化,人们看到,更多的人变得滥情,更多的人为了获利不择手段,但此时面对的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传统是否应该被丢弃,而是理性设计的现代监督和惩戒制度是否有效。

一些传统被现实需要所压制了,但不意味着它的消亡。家庭成员的分离成就了更高的经济效率,但人们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家;工业社会里,老人已无法像在农业社会那样以丰富的经验对家庭经济带来重要贡献,并享有近乎无上的权威,但“孝顺”仍然是美德;两性关系更加自由,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多性的快乐,但对爱情的忠贞依然被赞美;传统义利观衰亡,但合法赚钱同时有情有义的商人依旧更受推崇。

在经济学最吃香的时代里,理性的功利逻辑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社会领域,但从事实看来,经济逻辑压制了传统,但无法在价值上取而代之。

因为现代理性和旧式传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归于人文。一个人,除了用脑思考,还要用心行事。比如,当遇上喜庆的事情需要用到红色的绸布的时候,一个自我标榜反传统的人也决不会因为黑色绸布更便宜而选择后者。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说,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

对现代心灵的救济

如果有统计数据证明哪些传统诗句被当代人引用的频率最高,那么李白在《行路难》中的这一句一定名列前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句诗一般出现在某个讲话稿或文件的倒数第一段的开头,用来引领一种豪情满怀的展望或号召。当代中国的各种组织都在使用着一套制式语言,以枯燥、空洞、难以卒读为共同特征,它们在行文之中却经常使用气势如虹的排比,隐约呼应着“赋”这种传统文体。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容易看到传统字画的地方,往往是商人的办公室。

这表明,无论现代化如何翻转我们的生活,一些与现代活动的开展无碍、不触犯现实的传统,一直都没有被怀疑,被默默地继承了下来。

最有代表性的是传统节日,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具有现代意义,但人们仍然没有质疑过节的必要性。比如春节、冬至等以农历为基础的节日,城市人早已不事稼穑,却依然十分重视;又如七夕(乞巧)、小年(灶王爷上天),现代生活对相关的神祗的依赖已经很小,还是照过不误。

每到这些节日,家庭主妇们照旧忙碌起来,准备各种菜肴,张罗相应的仪式。没有人追究“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理性的组织方式让现代的人们能够高效地处理任何事情,但它解决不了意义问题。科技化、世俗化、货币化、科层化、契约化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建构了一个交易成本很低的人际关系环境。但在同时,它把一切人际关系都简化为权力关系、利害关系,取消了传统社会里那种含糊关系下的互动磨合里温情的一面。曾子传给后世的“每日三省”,包括敬业、诚信和反复体会的学习,在有了某种套路的保障之后,也显得没有必要了。人成了社会的某个脏器,而不是社会的灵魂。

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建立一个理性高效的现代社会系统本身成为了一种人类理想,当这个理想实现,憧憬中的一切成了司空见惯的现实,意义感就消失了。所以在每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都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对现代文明十分憎恶的人群。

人们必须在精神上寻求某种救济,这种救济无法得之于科学理性,而必须是来自于人类对世界的心灵体验成果,这种成果就分散在各种传统之中。大科学家牛顿建立的理论彻底转变了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全新的宇宙观不再给天堂和地狱留下任何空间,但他同时却执着于《圣经》对世界的古老认识。

而在当代中国,寻求心灵救济的表现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热,比如读经,上一些“国学”课程,“禅修”,乃至避世隐居,通过对经典文本和传统认知方式的接触,人们从中再次感受到“死人的支配权”。无论其形式、内容和传统文化的实际内涵之间有多大出入,只要在帮助现代人“降伏其心”上是有效的,就不妨碍人们接受它。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一条“变体链”,随着现实不断发生变异。就像一种“传话游戏”,一句话,A告诉B,B告诉C,C告诉D……越往后越脱离原意。不同之处在于,在结构简单、循环往复的传统社会里,每个环节的变异都很小,而现代社会因为角色多元、诉求万种,变化骤然加快,人们从不同的解释中各得其所。

普通人的安全感

多年前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传统为什么总是显得不爱讲道理,总是以某种教条的面目出现,在形式上与现代理性相抵触?

后来从我的祖母身上找到了答案:在传统社会里,识字率低得可怜,不是因为古代先贤没有理性思维能力,而是因为这种能力在社会上乏人奉陪。

“入土为安”是为了尊重逝者,但民间贯彻却是以一种“鬼魂归宿”的迷信形式来实现的。我的祖母生前,对火葬极为排斥和恐惧,她时不时会想,死后就能见到谁谁谁,她的灵魂会从家里出发,在某种力量引领下去和先走的人们重逢。如果火化,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灵魂难道从烟囱里爬出来吗?烧得面目全非谁又还认识她?

这就是火葬在中国社会推行起来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冲击了传统认知,而又不可能再提供另一套符合民间非理性思维习惯的认知方法。

无论生死,中国人都是害怕“落单”的,人们必须在这方面确保自身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最可靠的来源之一就是传统。

当前作为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的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是“外地人”,父母往往无法适应所在城市的生活。因为这里没有他们所熟悉和嵌入的那种社群生态,除了感到孤单,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缺乏安全感。

让父母们感觉安全的社群生态,在如今的城市中已经很难找到参照系,但我们可以从两部电视剧中得到重现。

一部是韩剧,叫《请回答1988》,讲的是80年代韩国城市社会里和谐、温情的邻里关系,其中有两户人家后来已变得非常富有,但仍然和贫穷的邻居们居住在一起,就是因为割舍不了这种传统氛围。这两户变富的人家,其实正负担着当代人的心理投射功能—回归到传统社会关系怀抱的愿望。

在《请回答1988》中,邻里之间没有半点矛盾的关系显得过于理想化,中国电视剧《红色》中的上海弄堂“同福里”展示的社群关系更符合中国实际:人们在日常的鸡毛蒜皮中磕磕绊绊,互相挤兑,但总是“斗而不破”,潜意识里彼此关心。

这可能是我们正在告别的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之一,因为身在当代城市,人们连跟邻居发生磕绊的机会都没有,家庭是在一个高密度的空间里孤立地存在的。然而因为亲缘关系已经发生地域转移,许多长辈只能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直到某一天,“广场舞”不知在那一座城市首先出现,一种完全谈不上“时尚”的娱乐形式,短时间内传染全国,越是大城市就越是火爆。背后的社会逻辑,就是因为它在陌生人社会重新建立了一种通向熟人社会的纽带,以一种传统的“变体”的形式,抚慰了因传统一度消失而深陷隐痛的灵魂。

这也提醒我们,无论现代化带着这个社会走出多远,一部分有普适意义的传统,都可能突然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人无法片段式地存在,传统是每个人的过去,农业社会离人的自然状态更近,在其中产生的许多价值其实是回应人的本能需求的。

也许,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传统,就是遵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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